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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会简介
    河南省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是由从事行政区划、地名两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及实务工作的行政管理人员,高等院校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,行政、企事业单位的地名爱好者和相关单位自愿结成的学术团体;是经河南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登记,在河南省范围内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,业务主管单位是河南省民政厅。主要业务范围:行政区划与地名的理论研究、学术交流、业务培训、书刊编辑、咨询服务;接受委托对行政区划变更及地名命名更名进行论证、风险评估;开展地名文化宣传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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荥阳地名考证三则

刘良超/荥阳市文博中心


荥阳地处中原腹地,历史悠久,文化灿烂,因此也保留下了很多耐人寻味的古地名。这些地名的背后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历史典故,下面择取三例,发微于后。

一、京襄城

京襄城是村庄之名,位于荥阳市豫龙镇南部,这里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京城遗址。京襄城,“京”者,源于京城是毋庸置疑的,不再赘述。“襄”之来历,则说法很多。

说法一,来自民间,认为“襄”是“县”的转音。因京城在西汉初年置京县,一直沿用到北齐天保七年(556),京县之称存在了700多年,深入民心,后来京县一直废置,但当地村民仍以京县称之,时间长了,京县城也就读成了京襄城。这种说法不确,因为“县”与“襄”,无论是写法还是在荥阳方言中的发音,都相去甚远,绝无念转之理。

说法二,有学者认为,“襄”来自周襄王[1]。周襄王十六年(前636),为避子带之乱,襄王出奔于郑,居于氾,郑文公将他安顿在京城,因此京城又有了襄城之称谓。证据有两条。第一,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:“襄王出奔郑,郑居王于氾。”[2]京城是郑地,“氾”和“汜”这两个字,由于十分相似,古人经常混淆,如“宣公……三年,郑伯、虢叔杀子颓而入惠王。[正义]《括地志》云:‘洛州氾水县,古东虢国,亦郑之制邑,汉之城皋,即周穆王虎牢城。’《左传》云宫之奇曰:‘虢仲虢叔,王季之穆也。’”[3]东虢国、制邑和城皋在汜水县,唐人修《括地志》就把“汜”写成了“氾”。又如“十六。王奔汜。[索隐]:汜,音凡,又音似。汜,郑地也。”[4]司马贞则认为“汜”和“氾”同音。《汉书·高帝纪》载:“汉果数挑成皋战,楚军不出,使人辱之数日,大司马咎怒,渡兵汜水。士卒半渡,汉击之,大破楚军,尽得楚国金玉货赂。大司马咎、长史欣皆自刭汜水上。张晏曰:‘汜水在济阴界。’如淳曰:‘汜音祀。《左传》曰‘鄙在郑地汜’。’臣瓒曰:‘高祖攻曹咎于成皋,咎渡汜水而战,今成皋城东汜水是也。’师古曰:‘瓒说得之。此水不在济阴也。‘鄙在郑地汜’,释者又云在襄城,则非此也。此水旧读音凡,今彼乡人呼之音祀。’”[5]颜师古认为“汜”旧读作“氾”,唐初读作“祀”。那么周襄王居住的氾地,就极有可能是汜地。《山海经》云:“浮戏之山……汜水出焉,而北流注于河。”[6]汜水发源于浮戏山,北流注入黄河,汜地就是汜水流经的河谷之地,即今汜水镇一带,这里距离京城址不远,春秋时也在郑国境内。因此,周襄王避乱汜地时来到京城,完全是有可能的。其二,唐贞观年间颜师古撰《等慈寺碑》,说等慈寺“遥瞻太室”“近眺襄城”[7],颜师古撰写等慈寺碑文,应该是亲临其地,对这里的情况比较了解。等慈寺在今汜水境内,而颜师古说襄城在太室山之北,且距离等慈寺很近,则此襄城绝对不会是今许昌市襄城县,而是荥阳之京城(图一)。说明在唐初,荒废数十年的京城已有襄城之名。

有史家认为周襄王避子带之乱出居之氾地在今许昌襄城。如杜预认为周襄王居住的氾地为南氾,“郑南氾在襄城县南”[8]。唐张守节注史记,引《括地志》云“故氾城在许州襄城县一里。《左传》云‘天王出居于郑,处于氾’是。”[9]《太平寰宇记》曰:“汜水有二焉,并在郑地。春秋:‘天王出居于汜。’是南汜,在许州襄城县界。”笔者以为,要弄清周襄王当时出居之汜地究竟是在今荥阳还是襄城,需要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。周襄王起初娶戎狄女为后,并与戎狄兵共伐郑,不久襄王废黜狄后,狄后因而心生怨气。襄王后母曰惠后者,有子名子带,想要自立为王,于是惠后与狄后、子带为内应,联合戎狄,驱逐周襄王,而立子带为天子。这支戎狄就此居于陆浑,称陆浑戎,其分布的大致范围在今伊阙、鹿蹄山以南,伏牛山以北,熊耳山以东区域内,涓水(即今顺阳河)流域为其中心地带。周襄王出居的氾地,更有可能是今荥阳汜水一带,原因有两点。一是对于郑国来说,相较于襄城而言荥阳汜地更加安全。子带之乱前不久,周襄王还联合戎狄攻打郑国,可以想见的是,郑国对周襄王并无好感甚至颇为防备,之所以接纳他,完全是以诸侯而顾及“天子”之颜面。既然接纳了周襄王,就要保护他的安全,还要对他实行监视。襄城距郑国国都约60公里,若把周襄王安顿在这里,距离太远不利于监视,再者襄城之南为楚国,其早有“问鼎”之心,恐对周襄王不利;西为陆浑戎,经常东侵各国,史载陆浑戎甚至东侵至卫国。把周襄王这么大的一个目标放在这里,需时时戒备西方和南方敌人来犯,不利于郑国。因此,襄城绝对不是安顿周襄王的好地方。京城距郑国国都40公里,且是郑国旧都,必定有重兵把守,可时时监视居于汜地的周襄王。京城西南是崇山峻岭,西边是虎牢关,又城坚池深,不用担心陆浑戎来攻。这里距离汜地不过20公里,一旦有事,也可迅速发兵救援。加之这里北边是晋国,东面有宋国,东北有卫国,实际上是郑、晋、宋、卫四国交界之处,而且四国至少表面上都服从周襄王,这样就将周襄王置于四国的保护范围之内。二是对于周襄王来说,荥阳汜地更加便利。这里位于虎牢关之东,是通往王都洛阳的交通要道,便于执行反攻计划。向北越过黄河就是晋国,便于联络晋国,事实证明周襄王后来的确利用晋文公平定了子带之乱,“周襄王既居外四年,乃使使告急于晋。晋文公初立,欲修霸业,乃兴师伐逐戎翟、诛子带,迎内周襄王,居于洛邑。”[10]。因此,笔者认为,周襄王出居之氾,实际上在荥阳之汜水一带(图一)。在汜水期间,周襄王还造访过京城,因此,时至今日,现在的京城遗址内仍有“御路岗”“老王门”等地片名称。

二、大师姑

大师姑村,位于荥阳市广武镇东南部,大师姑夏代城址就位于该村南部。荥阳学者陈万卿先生曾讲他多年前在大师姑村的一段经历:某日骑车往大师姑村调查古迹,行至将近,不知路之所往,遂问村民:“大师姑村怎么走?”皆答:“无此村庄。”先生甚异,然观所持地图,确已地近大师姑。后一路人曰:“吾村名太师府,实不知汝之所指大师姑为何地。”先生恍然大悟,盖“太师府”即为“大师姑”之讹。实际上民国时期已有村名“大师府”的说法。据民国六年(1917)《河阴县志·疆域考》记载:“大师姑南街,一甲,城东南十二里,上二甲,共一寨,刻石。一作‘大师府’。《申志》止作大师姑。”[11]此处“大”应音“太”,沿袭至今,民间仍俗称大师姑为“太师府”。

大师姑村名之演变,历时近四百年,总其来历,与今村中之兴国寺脱不了干系。嘉靖《荥阳县志·地理志》载:“藏马沟在县东北二十里。首自路村,至河阴大师付寺。”[12]康熙十七年(1678)《荥阳县志·地理志》载:“藏马沟在县东北二十四里,沟起路村,至戴师姑寺,绵亘十余里。昔汉与楚战,高帝曾藏马于此。”[13]传说藏马沟为楚汉战争时高祖刘邦藏马处,实为索河河道,今犹存,从大师姑村西南向东北穿越而过。民国六年(1917)《河阴县志·古迹考》载:“兴国寺,在县东南十五里大师姑。《申志》:宋太平兴国间建,明洪武元年僧宏能重修。”[14]根据文献的记载,可知兴国寺始建于宋太平兴国年间,明初重建,嘉靖时名大师付寺,清康熙十七年(1678)名戴师姑寺,民国则称兴国寺。《申志》即康熙三十年(1691)申奇彩主持编纂的《河阴县志》,根据这部县志的记载,康熙年间村名大师姑,无其它称呼。笔者据史料大胆作一推测:大师姑村宋时已有兴国寺,村因寺而闻名,以村中有寺为傲。明嘉靖时,寺中有住持和尚,皆称“大师傅”,故又名“大师付寺”。到了清康熙年间,寺中或有戴姓女尼,《鸡肋编》记载:“京师僧讳和尚,称曰大师;尼讳师姑,呼为女和尚。”[15]所以寺中之女尼,人称“戴师姑”,寺因此名“戴师姑寺”,而寺所在之村庄,则称“大师姑”(大从古音,与戴同音)。又历三百年,到了民国时期,村民已经将“大师姑”念成了“太师府”,皆因乡音之谐,而民间又缺乏文字记载之故。

民间又根据“太师府”这一谐音,演绎出一段传说。据说村中有张钰者,为帝师,其府第位于大师姑村,名“太师府”,故村亦以之名。张钰,《民国河阴县志》有传,曰“张钰,字荆山,号鲁南,大师姑村人。雍正癸卯拔贡,戊申考补镶蓝旗官学教习,乙卯授江南池州府石埭县知县。莅任二载,洁己爱民,清正有声。乃自知止足,以疾乞休,优游林下二十年,寿八十。”[16]这则传说故事有两个漏洞。其一,张钰没有做过太师,也没有做过太子太师。据《清史稿》记载,清代太师、太傅、太保为三公,正一品。太子太师、太子太傅、太子太保,从一品[17]。张钰仅仅拔贡出身,七品县令,绝对不可能做到官居正一品的太师或者从一品的太子太师。其二,张钰为清雍正时人,而明嘉靖间所修《荥阳县志》已有“大师付”之名,可知村名非为纪念张钰,实则源自兴国寺。民间此说传播甚广,大抵因为张钰居官清正,而又淡泊明志,不留念权势,是以声名远播,乡邻以为荣耀,将村名与之联系在一起,引申出这么一段传说来,实则寄托了乡民之美好愿望。

三、岭军峪

岭军峪,村庄之名,位于今古荥镇西北。有人认为,岭军峪名称之来历,因此地为“邙岭”(实为广武山)自东向西九沟十八峪最东端第一峪,且古代常有军队驻扎此地,把守“邙山”头渡口,有岭、有军队、有峪,是以名之为岭军峪。这种说法站不住脚,岭军峪村地势并不高,也没有山谷,因此谈不上岭、峪。至于军队驻守以把守渡口之说,则更为无稽之谈,此地距离黄河尚有六公里之遥,何来渡口?另有一说,较为合理,认为岭军峪之名与三国曹魏时荥阳郡守李胜有关。《三国志》引《魏略》曰:“李胜字公昭。父休字子朗,有智略。……累迁荥阳太守、河南尹。胜前后所宰守,未尝不称职,为尹岁余,厅事前屠苏坏,令人更治之,小材一枚激堕,正挝受符吏石虎头,断之。后旬日,迁为荆州刺史,未及之官而败也。”[18]曹魏正始三年(242),“割河南郡县,自巩、阙以东,创建荥阳郡,并户二万五千,以南乡筑阳亭侯李胜字公昭为郡守。故原武典农校尉,政有遗惠,民为立祠于城北五里,号曰李君祠。庙前有石跖,跖上有石的,石的铭具存。其略曰:百族欣戴,咸推厥诚。今犹祀祷焉。”[19]根据史书的记载,李胜的确在荥阳郡任郡守,且政声斐然,老百姓因此而立祠纪念,祠名“李君祠”。北魏郦道元注《水经》时,该祠仍有百姓祭祀和祈祷于内。今已无存。曹魏时的荥阳郡治所在今荥阳故城,史书记载的李君祠在郡治北五里,岭军峪村正好位于荥阳故城北城墙之北五里(图二)。因此,可以断定,岭军峪村名之来历与李胜的确颇有渊源。

从李胜到岭军峪,中间经历了两次演变。李君祠在当地建立后,沿用了二百余年,直到北魏郦道元考察时仍然存在,称得上是闻名遐迩,李君祠之名亦深入人心。北魏之后,李君祠不再见于史书,可能已经毁于战火,李君驿之名却留了下来。秦代,荥阳故城为三川郡治所,秦始皇东封泰山,在博浪沙遇张良所雇力士持大铁锤袭击,博浪沙就在荥阳城东约四五十里处(今原阳县城东郊),有学者认为,当年的驰道也是从荥阳城附近出发的[20],两汉魏晋,这里又为由虎牢关进出关中必经之地,驿站应该早已有之。到了唐代,虽然荥阳故城已经废弃,但随着河阴仓和河阴城的建立,这里的位置仍然很重要。北宋时这里又在东京汴梁与河阴城联络的要道上,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座驿站,供来往官吏住宿打尖。或许人们将早已存在于此地的驿站更名为李君驿,或许人们将后来新建之驿站直接命名为李君驿。总之,李君驿取代李君祠成为了当地的代名词,这是第一次演变。北宋以后,汴河失修,逐渐废弃,河阴城地位急剧衰落,到了明清时期,河阴城迁移至黄店街(今广武镇),李君驿也退出了历史舞台,这个名称却留下来了,在民间逐渐念成了岭军峪,这是第二次演变。

岭军峪的村名历经千载演变,从文字上来看,已经找不到李胜的痕迹了,但后人们依然能够从蛛丝马迹中找到渊源,从而了解村庄之名是为了纪念三国曹魏时期一位颇有政绩的地方官。可惜的是李胜其人虽居官“未尝不称职”,百姓赖之,但因为与曹爽往从过密,被牵连进“高平陵政变”,终为司马懿所诛杀。“高平陵政变”之后一直到西晋灭亡,司马氏集团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,不知何故,他们没有将位于荥阳城北的李君祠毁灭,而李君祠也至少一直延用到了北魏时期。

荥阳自古既是人文荟萃之地,又是兵家必争之地,地名中蕴含典故者甚多。如“梧桐河”之与春秋时期晋郑争霸;“万山”之与西汉万石君石奋;“岳阵图”、“梧竹沟”之与岳飞抗金。而荥阳之区划又经历了多次演变,中间成皋、虎牢、汜水、京县、荥阳、索城、武泰、荥泽、河阴,时而分之、时而合之、时而改之,这些地名更值得我们去研究。笔者仅于众多地名中择取三例,以冀抛砖引玉。

注释:

[1]张明申著,陈万卿、李豫州辑:《京城村夫文集》,广陵书社,2018年,第20页。

[2](汉)司马迁撰:《史记》卷四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154页。

[3](汉)司马迁撰:《史记》卷五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184~185页。

[4](汉)司马迁撰:《史记》卷十四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593~594页。

[5](汉)班固撰:《汉书》卷一上,中华书局,1964年,第43~44页。

[6]袁珂校注:《山海经校注·山经柬释》卷五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,第148页。

[7]荥阳市文物编纂委员会编著:《荥阳文物志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,2011年,第146~148页。

[8](汉)司马迁撰:《史记》卷四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154~155页。

[9](汉)司马迁撰:《史记》卷四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154~155页。

[10](汉)司马迁撰:《史记》卷九十四上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3746页。

[11]高廷璋、胡荃、蒋藩纂,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编:《民国河阴县志》卷三,广陵书社,2016年,第8~9页。

[12]陈万卿主编:《嘉靖荥阳县志》卷之上,广陵书社,2006年版,第8页。

[13](清)顾天挺纂修:《康熙荥阳县志》卷一,国家图书馆藏刻本。

[14]高廷璋、胡荃、蒋藩纂,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编:《民国河阴县志》卷六,广陵书社,2016年,第10页。

[15]影印本《钦定四库全书·子部·鸡肋编》卷上,第17页。

[16]高廷璋、胡荃、蒋藩纂,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编:《民国河阴县志》卷十五上,广陵书社,2016年版,第8页。

[17]赵尔巽撰:《清史稿》卷一百十四,中华书局,1976年,第3267页。

[18](晋)陈寿撰:《三国志》卷九,中华书局香港分局,1971年,第289页。

[19](北魏)郦道元著,陈桥驿校证:《水经注校证》卷七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193~194页。

[20]张明申著,陈万卿、李豫州辑:《京城村夫文集》,广陵书社,2018年,第3页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(来源:《古都郑州》2020年2期总第59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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